1、春天里的一次远足
象我这样马上就要三十而立的人大都听过这样一首歌吧：“从小我就爱旅游，买了一辆自行车，骑着它走遍祖国山河……”这句歌词后来变成了一个可恶的念头一直怂恿着我。二十世纪后十个年头的许多时光都被我耗费在——躺在床上捧着一本《中国公路交通地图册》，从一只类似鸡的纵切面的版图上骑着自行车穿梭无数次——这一冥想里了。
1999年的春天，带着对他乡打工生活的厌倦和老爸老妈在电话那一端软硬兼施的催促，我在广州开始准备实现这个一直未遂的梦想。
我把这个梦想付诸实施的确切日子是4月1日，很不严肃的一天预示着什么我不知道。
在大沙头旧货市场，花了40元买了一把具有17种功能的不锈钢特工钳；在天河立交桥下，从一个抱着小孩操河北口音的中年妇女手中花了95元买了一辆九成新的Oscar牌山地车；在瑶台新苑大街的一家9元店花了9元钱买了一套自行车修理工具；在中山大学附近的一个名叫“在路上”的旅游用品小店买了一双登山鞋、一顶休闲帽和一支草绿色背囊；在解放北路的旧货市场花了30元买了一套小巧的自行车打气筒；在广南超市买了一沓邦迪创可贴、一瓶斧标驱风油、一瓶星加坡产的打依马牌龙标正红花油，还有一小钵曼秀雷敦软膏；在西华路的《羊城晚报》连锁店买了一本《袖珍中国公路交通地图册》。
当我最后一个可恶的老板犹如挤牙膏一样把最后一个月的薪水付给我时已是4月中旬了。那时我已在这个世界上混了27年零2个多月，虽然快30了，可逆反心理比青少年还要强烈。因此，当朋友们众口一词地以智囊的身份向我建议带一部相机时，我毫不犹豫地把这一动议一口否决：
“我不喜欢别人在日后分享我的快乐！”
但是朋友们的另一个建议被我建设性地采纳了——拿一个笔记本沿途盖章以示纪念。我不为纪念，我只想愚蠢地为自己制造一个同样愚蠢的证据。
于是，在石牌的一家名片店印了100张卡片，标题是“在路上”，正文是"祝福所有在路上和行将上路的人们"，并留了一个空白盖邮戳。
4月14日的晚上，我和一同乡朋友在三元里的一家新疆人开的饭店里吃了一顿清真烤肉。该同乡手握一支串肉铁钎，无比真诚地祝福我：“你可千万不要横尸他乡的街头，否则你就再也吃不到咱延边那地道的冷面和烤肉了。”
大雨倾盆而下。饭店的电视正在播放着那部著名的《桥》，“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的旋律伴着牛羊肉的膻味便成了我对于广州最后一夜的记忆。
雨可能下了一夜，也可能仅仅把我浇进梦乡就停了。次日清晨，阳光明媚，雨后的四月广州是那么令人难忘的潮热。
在去石牌邮局的路上，顺手向募捐的中学生捐了5元钱，讨了一个吉利，并换来了一枚胶纸质的广州慈善会徽标。
在邮局的大厅里，我询问一个年轻的导邮小姐，问她哪里可以为我的旅游纪念卡片盖一个邮戳。她义正言辞地回绝了：
“只有在邮品上才能盖邮戳！”
无奈之下，我去了柜台问单枚最便宜的邮票价格。
我打算把邮票贴在卡片上，然后把邮戳盖在邮票上。“10分。”那个年轻的小伙子说，“不过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盖在卡片上就行了。”看来他全然不在意邮戳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了。
拿着盖好邮戳的卡片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兆头，而且与刚才的募捐联系到一起，总觉得这一次真应了那句老话：好心必有好报。如果每一次的好心都能在第一时间内得到回报，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再有坏人了。当然，依宿命论者朴素的唯心主义观点来看，这肯定是一次意外。
石牌，天河，沙河，瘦狗岭，一直到了广从公路，我仍然觉得这一切不那么真实。我使劲咬了咬手指头，疼得不象在梦中。可是，我的心里总有这么一种感觉：没准儿一觉得无聊，便弃单车奔火车北上回家了呢。
那么，到哪儿我才会觉得无聊呢？这个念头便成为最初的悬念，困扰了我在路上的很长时间。
2、路哇路，一直把谁来鼓舞
在我的旅游纪念卡片上，“在路上”被我翻译成了IN THE WAY。当时那个设计小姐告诉我好象应该是ON THE WAY。我回去翻了翻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果然是ON。可我自己总觉得还是IN好，遂便以东北人那种特有的“拿个什么拿根麻花都不换”的倔犟精神将其印成了IN THE WAY。
走在路上，我愈走愈觉得这个IN的贴切，很有神来之笔的味道。走在国道浙江段，那种标有“双航一级”的封闭公路上，由于封闭的缘故使路象极了隧道。特别是在衢州附近，非机动车道也被单独封闭，5公里一个出口。哪里是走在路上，分明是走在路里。
同一条国道在不同的路段路况千差万别。比如105国道，广州至从化是样板路，宽宽的6车道，做操场都嫌太宽；一过从化，路仿佛被剪径的强人勒索了一般，立马窄了好几倍，贫富差距也显现出来：仅容两个车道，而且是崎岖蜿蜒的山路，“进入山路事故多发地段，小心行驶！”的标语牌比比皆是。
在第一天的行程中，我不知道应该记什么，便在日记本上随手记上了一些诸如“105线2535处是太和镇”之类的文字。后来我发现自己无法胜任这一公路交通勘测员的重任，而且也不愿意搞这个义务劳动，便换了行路日志的记事主题，将其改为对某一现象的玩味上。
比如公路上的一只鞋预示着这里曾有一场车祸发生；同样，一地如春雨般细碎的风挡玻璃的预兆也是如此。而在一些险峻路段新修的护栏下肯定会有几块汽车的残骸。
记得在过了连平105国道的最高处，大约是2333公里处发生了一起车祸。平头柴的驾驶室外很瘪很瘪，象一个没气的足球，沿路车流堵塞达3公里之长。
那些车大都是大车，有的拉着集装箱，有的盖着帆布篷；有的装着一车青菜，有的装着一车鸡或一车兔子，有的装着一车白猪或黑猪，有的车装的是一车摞成两摞的各式各样的人。
车祸刚刚发生，客车里的人们和所有的司机便都下来看热闹，看完热闹便解放一下膀胱。大家很讲文明，所有的女人都在客车靠近路外的一侧解溲，男人们便在靠近路里的一侧撒尿，不约而同。在不太宽的国道上，便到处都是那种和地图的模样差不多的尿迹了。
不同的车有不同的味道。拉兔子的车是骚味，拉猪的车是臭味，拉蒜苔的车是一股可以让胃进行痛苦地抽搐的蒜辣味。唯独菠萝车的味道让人垂涎欲滴，那是一种怎样的芳香呵！
一般地，每辆菠萝车在我身边经过后，我通常都会用1小时的时间哼着辛晓琪的《味道》来回味它。
标有TNT或者中国邮政的大货车是山风裹着的汽油味。这等公路上的庞然大物马力奇大，无论上坡下坡，还是平道，总是趾高气扬地飞驰而过，掀起的风曾经把我的帽子掀到了山谷里，害得我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才捡回来。后来，每当我看到此类的庞然大物时，便早早地把帽子摘下，要不就把长帽沿转到后脑勺上。当年我离家时妈妈就曾经说过：有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和王八蛋们，惹是惹不起的，但是躲总能躲得起。
不过走在那些偏僻陡峭的山路路段，便不用躲了。坡陡路窄，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缓缓而行。有时我随脚把一块山坡上滚下的石头从路里踢到路外，身后的汽车便会鸣一声悠扬的喇叭；有时还会从缓缓而行的驾驶室里递给我一听饮料。更多的时候，在无人区的山路，会有一些和我同样寂寞的司机把车速放慢，扯着嗓子与我交谈几句。有时他们会告诉我若干公里之外有一座小镇，前方不远处的路段非常糟糕等等。
实践证明，“十个司机九个骚，剩下一个大酒包”这句我们东北老家的谚语只是片面之辞。
3、标语、汽车旅馆及风炮补胎
引人入胜的不是路上滚滚的车流或红男绿女，而是路外一些别致的东西。
比如路旁让人眼花缭乱的标语：323国道上的标语有“好男不娶文盲女，好女不嫁文盲男”、“同心同德把经济搞上去，群策群力把人口降下来”，对仗极其工整；在319国道上也有扫盲主题的标语：“有文化好走天下，没文化寸步难行”，“大力扫除文盲，大步迈向小康”，“父母辛苦九年，儿女幸福一生”。
当然，少不了以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为主题的标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各级干部要带头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对象违反计生政策，亲属附有联帮责任”。与这些文采飞扬、苦口婆心的标语夹杂在一起的是一些用红油漆在白墙上或用石灰在红砖墙上写得饲料广告或化肥与农药广告。
沿途我所看见的口气最大的标语有唯二两条：一条是“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一条是“毛甸子只有发展一条硬道理”。前者是在319国道上一个破村子的旧红砖墙上，用白石灰写成，由于写字所用的涂料太稀，整条标语表现出异常夸张的淋漓；后者是在201国道旁的一个岔路里，一条红布横在路的上方，12个黄油漆印成的大字很醒目。不过这两条标语总让人产生一点歧义：前者好象是强调中国为人类做的贡献还不够大，而后者则让人觉得除了毛甸子以外，其他地方都有好多条硬道理。
在201国道辽宁段，我至少看见了两块这类告示牌——“外埠车辆一般违章不罚款、不扣车、不缴牌，严重违章者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确实需要处罚的，以罚款下限为准。”落款为某某交警大队，在旁边还画了一个不苟言笑的敬着礼的交警。其言下之意不得而知，那么本埠车辆呢？看样子，不但有价格双轨制，执法也有双重标准。
看得最多的是标语，其次则是汽车旅店的名称了。顺风、顺达、通达、平安，这种颇具祈愿意味的店名比比皆是。还有以地方名为店名的，而且其取名与地理位置暗合一定规律：比如江西大酒楼开在广东连平附近，而广东酒家则开在江西龙南处。
过了江西南康，汽车店蓦然间充满了新鲜色彩：赣C酒家、鲁Q酒楼、苏B饭店等等，这种取名方法直截了当地表白了店老板揽客的对象。作为一个山东青岛的司机他肯定是不会选择赣C酒家了。这方法和以电话区号划分网络聊天室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时我特别盼望能够一抬头就看见一个名叫吉H的旅店了，可惜没有，一直都没有，甚至等我飘过渤海湾到了东北地盘上，也没有看见一个叫吉H旅馆的，倒是看见了一些拿着热气腾腾的面条愣是敢冒充延吉冷面的小店。
与汽车旅馆相匹配的是那些或豪华或简陋的汽车修理部。充电加水，换油补胎，都差不多。
在江西境内沿途的山道上，有一些很适合在《正大综艺》的猜猜看节目里的镜头：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之间，在公路某一个不起眼的山窝处，就会有一个同样不起眼的小房子，有的是木板钉的，有的是砖瓦结构，大都是简易性质的。门前有一根水管，向空中射着水。仔细端详，就会发现这些水都是从山上引下来的。在道边则会立着一个不会超过初中文化水准的人的信手涂鸦——风炮补胎，免费加水。那根喷着水的管子成了江西境内一道别致的风景，每当遇到这样的地方，我都会停下车来，灌一壶凉凉的水，要不就洗一洗也不知存不存在的风尘。
站在水扬起的雾气中，背着阳光，就会看见一道若隐若现的彩虹。如果时间充足，比如刚刚上午或者是下午3点以前，我就会多逗留一会儿，看看彩虹，顺便歇歇，想象一下家中是否也会有这样的风景和彩虹。
让我无比遗憾的是，我忘记看看到底什么是风炮补胎了。
4、乘车的故事
我认为最枯躁的生活莫过于每天有10多个小时骑着单车在遥无尽头、似曾相识的路上缓缓地奔波了。所以有时候，我便总盘算着怎样才能走得更省力，更捷便。当然，最便捷的方法是把单车一扔，坐上火车直奔老家。有许多次我曾经有这个打算，不过在最后的那一刻我都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都走了这么远了，真不忍心就这么放弃。
在江西这个穷省境内，经常可以看见一些刚出炉很新鲜的标语，比如“要想富，先修路；致大富，修大路”等等。也正是在这个英明的方针指引下，原来的那条320国道便被扩建了，不是扩建，是在这条路的基础上重新修一条路，路名叫昌厦公路。
于是，路便开始断断续续的了，时有时无，时好时坏。均匀的碎石子洒满了路面，有的地方压平了，有的地方刚备上石料，有的地方被取直了，有的地方的山头则象切蛋糕似的被切去了三分之一的山帽，路从山中央穿山而过。
到广昌当晚天尚未落雨，但天已经在一点儿阴了，我落宿在县城的教育招待所里。很便宜的宿费，8元一夜，很大的足足可以摆1.5张乒乓球台的大房间，8张床位，但只有我1个人住，房间里还有一个丢失了遥控器的彩电。真让我倍感8元钱花得太值了。
我在招待所外面的一家小吃部里吃了一碗炒粉，喝了一瓶啤酒，便早早回来打开电视躺下。被子很沉，坚硬如铁，下面的席梦思颤巍巍的。借着微弱的酒劲，我把自己扔到床上，颤了三下便颤进了梦乡。
肯定是因为没有抹正红花油的缘故，让江西蚊子尝了个东北鲜儿。醒来的时候，一大群蚊子正在对我进行疯狂的围剿。用条毛巾赶了半天蚊子，去水房洗了洗脸和脚，回到房间，电视里正演着《文化视点》，俏姑娘姜丰采访金庸。
看完笑容可掬的金大侠，已经10点多了。为了充分享受一下8元宿费带来的舒适，我把背囊里的家当全部倒了出来，占据了8个床位。熄了灯才发现，外面春雨正在轻轻地敲着窗棂。
第二天早上，细雨斜风。正在修着的昌厦公路上净是些碎石子儿和着泥泞，整条国道正处于国将不国的状态，根本没有法子骑车。也许是累了，也许是昨晚休息得太好了，我到客运站买票上了车。
那是有10多个座位的小客车，稀稀疏疏的尚未坐满，车窗外细雨迷朦；坐在车里，就象农民秋收打扬时簸箕里的粮食，颠来颠去，比骑车还要辛苦。
走了两站，上来了一对新婚夫妇，和我一起坐到了最后一排上。那个新郎模样的家伙油光锃亮的皮鞋上沾满了泥浆，女的便无限爱惜地用一张旧报纸为他擦拭。不擦还好，一擦便成了大花脸，越抹越花花。后来索性不擦了。两人好象照结婚照没有照够一样，又把两个头凑到一起，不是互相注视，而是象一对革命战友一样，共同瞅着前方，把嗓子的音量开到最低，聊了起来。
那个男的也不知讲了什么笑话，惹得那个女的用粉拳一个劲砸他的背，并且咯咯直笑，被砸者一脸洋溢着幸福的阳光。
坐在我前面右车窗旁的是一个40余岁的非常中国的不起眼的农民，原本睡着的他也不知是被吵醒了，还是另有原因，他慢吞吞地站起来，打开车窗，站到座位上，非常自然地解开裤带，掏出家伙，从每小时40公里的车上向下撒尿！而且令人叫绝地如童子鸡般地一线如注！其尿道扩约肌的功能可见一斑。
撒完尿，他又躺回到椅子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重新睡去。那情形就象是夜里睡觉醒来解了一趟溲又重新躺下一样，浑然不觉车的颠簸，以及四周的人们。四周的人们视若无睹，无动于衷，就连那两个表现得如蜜里调油的新婚夫妇也仅仅是把脸转了一下。
我很想干涉他，可是又怕这是干涉江西人民内政，引起乘客普遍不满。其实我更为担心的是害怕遭遇到江西农民的老拳。
睡了的农民看上去与世无争，旧得透明的蓝中山装的领子后面补了一块新补丁，很醒目。
我在南城下车的时候那个勇敢的农民还没有醒来，他趴在前面座位的靠背上，闷睡不醒，就连一线长长的涎水顺着嘴角流下来，他也浑然不觉。
过万年桥的时候，我看着滔滔的江水，仍旧回味着那块崭新的补丁，不过我从此再也没有了乘车的心情。
5、天堂啊天堂，谁的故乡
在杭州的时候，一个无比愚蠢的想法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这个想法要比我的骑单车走回家的想法还要愚蠢上100倍——努力把自己身上的钱花干净，以便改变一下这一成不变的单车之旅的枯燥感受，使自己到达上海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全新的体验。
要想花光钱太容易了，更何况钱还不多，更更何况还是在人间天堂。
吃过杭州小笼包，把苏堤、白堤以及旁边众多的庙啊、坟啊什么的逛完，在西湖边歇息的时候，看见了净寺邮政所，便冲进去，买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名信片，坐在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路旁，给所有能够想起名字和地址的人们写起明信片来。
“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么？当然，你有权保持沉默，你如果放弃这个权利，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我们相聚时辛酸的祝酒辞。”
“我刚才替你往秦桧身上吐了两口唾沫。”
“断桥那边，也许是没有落雨的缘故，白素贞没有出现。没有任何爬行类动物。只有一帮帮打着三角小红旗、戴着遮阳帽、脖子上挎着照相机的红男绿女们。”
在我信手涂鸦写明信片的时候，有一个很老很老的女游人很可能被西湖的秀色惊了艳，犯了心脏病，四肢软软地耷拉着，骑在一个人的背上在西湖畔狂奔。
除了朋友之外，我的邮寄对象还包括一些五花八门的人，比如广州一个超市连锁店的老总，在我到广州的最初该人曾经炒过我的鱿鱼；广州一家广告杂志的主编，他让我在广州最后的日子里尝到了炒别人鱿鱼的滋味；北京一家报纸的编辑，97年我在北京谋生时他曾给我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退稿信，虽然我起了一个无比婉约的女笔名；还有江西衢州一个自行车修理部的戴眼镜的熟读易经的中年男子，他曾经煞有介事地断言我很难到达杭州，“一进浙江，唉……”他看着六枚铜钱一脸的天机不忍卒读的样子让我提心吊胆了好久。
当我的口袋里还剩下30多块钱的时候，我已经把杭州走得差不多了。
依我的所见所闻看来，20世纪末的中国大地基本可以说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大工地，连杭州也不例外。在杭州市郊，公路正在重新改建，道边竖着的石棉瓦隔起一座座工地。夹杂着粗大灰粒的空气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哭砂》这首歌来。我也开始欢喜又害怕起未来来：因为我找不到我想要走的那条该死的320国道了。
在杭州东郊机场附近的公路上，我象只没头的苍蝇一样东穿西插起来。
远远地就能看见寻条车水马龙的公路，可是奔到跟前，准保有一个过街的地下通道在那儿等着你。好不容易拐弯抹脚地上去了，才发现那是一条不允许非机动车辆通行的高速公路，又被交警撵下来。
最后终于在一条名为沪杭处复线的公路上了道，可天已经黑了。沿途几公里一座的工棚壮了我不小的胆，直到晚上9点半了，才看到一个标识牌：长安。
通往长安的路很是繁华，街灯通明，宽宽敞敞，道边还林立着一块块某保险公司的广告牌，可就是没有一个行人，也没有一辆车，让我误以为自己走上了通向鬼城的黄泉路。幸好不是。
长安小镇很是繁华，璀璨的夜色里林立着一家又一家的超市，很有些大城市的味道。在一条偏僻的小巷尽头，我找到了一家宿费只有8元的小旅店。外表看上去相当不错，可里面与外面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简陋的床铺，低矮的空间，同所有的汽车旅店如出一辄的坚硬如铁的被褥，以及昏暗如豆的灯光。
同我一起住宿的还有三个人：一个挑着两箩筐吱吱乱叫的鸡雏的鸡贩子，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每隔半个小时就要把小鸡雏们从一个箩筐捉到另一个箩筐；还有一个同样挑着两个箩筐——但箩筐里装的是草莓——的菜农；还有一个看上去非常普通的中年妇女，一点没有神神叨叨的神秘劲儿，居然还是一个算卦的。她一个劲地想为我卜上一卦，免费她不肯，交钱我又不干，最后搞得那个站在一旁没准想学一手的店老板悻悻然地离去。
那个鸡贩子刚捣腾完他那心爱的小鸡，菜农又开始鼓捣起他那同样心爱的草莓。女卦仙凑过去要按每卦2斤草莓的价格为菜农卜上一课。菜农不干。那个鸡贩子又凑过来要以3只如同8、9点钟太阳一般健康茁壮的小鸡与卦仙交换一卦，女大仙嗤之以鼻。
当我们纷纷钻进各自的那个仅容一张床的小单间里休息的时候，已经快23点了。
那天夜里，我掉进了久违的梦乡：在梦里，我变成了一只小鸡雏，孤零零地只有我一只小鸡在偌大的恍如天堂的箩筐里转着圈地奔波，没有任何鸡或人或者其它什么东西来打扰我。
6、上海警察
“今夜我在上海/两手空空/悲伤时握不住一颗泪滴”。那天晚上，我蜷在上海火车站联合售票大楼对面的迎宾楼雨台下的水泥台阶上，由于吃过了晚饭，天气又不太冷，饱暖之没有办法不有些想法，便耐不住寂寞篡改了一下海子的诗句来为自己描述自己现在的处境。
如果说在中国的版图上有一处不适合骑单车的地方，那无疑就是上海了。
上海市区内的街道大多属于妾身未明之类，歪歪斜斜，一看就名不正言不顺。那天一进上海就闯了红灯，罚款5元。当时我的口袋里只剩下10了多块钱了，便说没钱。那个交警便要缴牌，我递给他江西赣州的自行车牌照。听完我的解释，他一脸让人读不懂的表情：
“没钱了你来上海干什么？！”
第二天从浦东观光回来，又被交警捉住。上海这道，不但又歪又斜，而且名堂极其繁多，讲究起来肯定要比吃西餐的规矩还要多出几条来。那种标志牌莫名其妙，模棱两可，把所有的文字和指示加起来，能让人如坠雾中，头在瞬间就大上一圈。
那种标志牌大多是一根刷成了红色的铁柱子，上面顶着一个圆铁牌和一个长方形铁牌。最上面的圆牌上是一个禁骑自行车的标志，也就是一条斜杠压住一个没人把着但是仍然立的很稳的自行车；底下的横牌写着两行字：“7点——19点/星期六、星期日除外”。
这至少可以理解出两种意思来：一种是此处7点——19点禁骑自行车，但星期六、星期日除外；另一种是此路段禁骑自行车，但星期六、星期日的7点——19点除外。
然而实践证明，这两种解释都不对。
那天既不是星期六，也不是星期日，那是星期三的下午。我被交警捉住，虽然又是挨了一顿狗屁嗤后不了了之，可我心里有气：因为我还看见了至少10个人也在骑车，可他们却浑然无事。那时我还没有到达辽东半岛，所以也就没有看到那种关于善待外埠车辆的交警承诺，否则我一定会教导教导上海交警学习学习辽东交警。
在遭遇上海警察之前，我痛恨上海交警；在遭遇上海警察之后，我认为上海交警足可以称之为人民亲人了。
遭遇上海警察是在全世界人民即将欢度劳动节的前夜。
那是我到达上海的第二夜。白天里我已经传了广州朋友，幸好他的呼机可以异地直呼，就是95950的那种，才花了1元钱。我一面忍耐着他对我的嘲笑，一面央求他尽快给予经济援助。
“和你的在路上的梦想有关吗？”
“不，和我的身家性命有关。”我告诉他把经济援助直接汇到淮海西路邮局。
晚上去了站前广场，坐在地铁入口的窗户下看最新的一期《南方周末》，借着广场的灯光，仔细品味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来龙去脉以及70多年的陈旧人类们就已经开始的今天的新新人类们才开始的新生活。
其间曾抬起头看了几个很有味道的沪鸡拉客。当我发现天有些阴了，雨马上就要下了的时候，一个着便装的男人把我喊起，查看我的身份证。
要搁在平时的正常时光里，我一定会先向他索要他的证件的。可现在的我，无精打采，软弱无力，而且没一点底气，便掏出身份证毕恭毕敬地交给他。他看也没看：“跟我去趟所里。”什么所？肯定不是厕所。
到了候车室旁的车站公安段的办公室。在两张对着放的桌子两旁，对面坐着俩警察正在登记，站着的两个警察正在挨着个的讯问蹲在墙边的一溜杂人，桌子上堆着行行色色的行囊。如果只看桌子上的东西，很象正在举行一个小型的行囊博览会。那个有着一张可爱的娃娃脸的、表现有些象领导的警察显然喝了酒，一嘴的酒味和他妈的这个与国家弹道防御系统的简称天作之合的国骂以及他母亲的生殖器名称。
我是10点被抓进去11点半放出来的，其它被抓进去的大都被谴送了。有四条重要的被谴送原因：一是他们没钱，二是他们无法证明自己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三是他们都没有工作证和暂住证，四是他们无法证明自己不是长期逗留在上海的。
我是最后一个被讯问的，所以在我自己陈述身份原委之前，通过对那些讯问的观察倒退使我有些镇定了。
“没钱你来上海干什么？”
他们一古脑把我的全部家什都从背囊里倒了出来，在仔细翻找那个邮戳本时，一眼就发现了我当时在广州那家广告杂志社的名片，那个正在审查的警察迅速把名片交给娃娃脸：
“他是记者！”
娃娃脸嚷了一句国骂后用手指恶狠狠地指着我：“是记者你不早说？！滚！马上消失！不要让我在火车站再看到你！”听上去很象黑社会。
看他的表情，记者应该是一种类似疯狗之类的东西。
我感谢我原来的名片，也感谢那个远在广州的杂志社老总。我都有些后悔用尖辣的语言给他写的名信片了：“前途路漫漫。请君谨记：有第一个人炒你鱿鱼，就一定会有千千万万个人炒你的鱿鱼。”
我怀疑，整个火车站当晚即使不是执行什么五一攻势或者劳动节行动，肯定也是一次有组织有目标——尤其重要的是——有指标的抓人。
在所抓的十几人中，有一个是刚下火车的乡下老头，由于他既有票又有钱，便把他放了，虽然他看上去很有些影响上海市容；有两个是来接站的在上海打工的乡下人，打回工厂电话核实之后就放了；还有一个一问三不知只知道嘿嘿傻笑的痴呆症患者。其它人都被领走了。据后来听明白人讲，谴送了。
谴送？这也不失为万般无奈之下的万全之策，既省钱，又安全妥当。
“想得美！你是南方的，就把你送到浙江金华；你是北方的，就把你送到江苏蚌埠。反正把你赶出上海地界就万事大吉了。”昨天夜里挨着我睡觉的陈甘肃以一个前辈的身份和口吻教导我，“别去广场，就在这儿呆着，冷是冷点，可安全。”一边说着，一边把一条和所有的承诺一样千疮百孔的破毯子拽向了我这边一点儿：“睡吧，挤挤就暖和了。”
整个雨台下的午夜台阶上，如同露天里正飘着的细密春雨，密密麻麻地挤着躺了许多人。听不见呼吸声，也听不见鼾声，静得出奇。透过淅沥的雨声能够听见午夜广场上偶尔的未归人的夜行声和对面110报警服务亭的换岗声。望着远处的霓虹灯，疲惫打败了恐惧，不知不觉中，我也掉进了没有梦乡的睡眠里。
7、我的遥远的迎宾楼
上海火车站联合售票大楼对面的迎宾楼当时正在重新装修，从我到上海的第一夜，一直到我重新上路，我在它宽宽的雨台下的台阶上，度过了8个夜晚。也正是在这里，我与一些这辈子这再也看不上一面的人们有了一次绝对标准的萍水相逢。
他们大都是那些有今天没明天的流浪汉，但精神上要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群体都要乐观。比如陈甘肃，比如大老张，比如小新疆，等等等等。
陈甘肃是个瘾君子，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陈甘肃的脸色是那种病态的白，苍白。说话的时候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对方，莫名其妙地让人有点毛骨悚然。他的眼光不是那种特别地毒，看上去很散，不太聚光，视线象撒网一样，笼罩着对方。
陈甘肃是来上海找他的弟弟的。他说他的弟弟和我差不多大，“你俩长得不象，可他在那年也骑单车出去旅游过，是从我们老家武威出发，去的敦煌。”他的弟弟现在一个收购站做搬运工，出来两三年了。他自己在家混不下去了，单位成年亏损，开不出工资，在家又没有什么活计可以谋生，就被父母撵了出来，“我们那没办法，种地没有，做生意又没本钱。”陈甘肃的口气听上去平淡得就象正在说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他已经35了。
“我弟弟下周能过来看我，到时候你们就认识了。”他一脸犹豫着的若有所思，“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你算不算是自讨苦吃？”
我早就感受到了自己这是自讨苦吃。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弟弟那年骑自行车旅游可不是自讨苦吃。”
他的弟弟在一家糖厂上班，效益不好，但还能维持。那年弟弟就要结婚的时候，未婚妻却遭遇了车祸。“当时他像傻了一样，不吃不喝。成天坐在家门口，等着女朋友来看他。”
后来，他的弟弟有一天下班却没有回来。家里人疯了一样。疯了七八天，弟弟打回来了电话，他在去敦煌的路上呢。
一个月后，弟弟回来了，黑瘦黑瘦的，可看上去很强壮。再过了一个月，糖厂正式停产，弟弟便来了上海。“他活得真不值，在大学学了四年制糖专业，可现在成了一个收购站的搬运工。”
他的弟弟成为我们之间沟通的唯一话题，对自己的往事他却从未提及。
陈甘肃有一个很大的烟包，里面装的是那种色泽特好的莫合烟。那烟不是丝状的，也不是碎片状的，严格地说，这种烟呈现为一种小米粒大小的圆柱状，看上去，很象是粒状。我们卷烟用的纸是陈甘肃从家乡带来的他外甥的田字格作业本纸，很粗糙，象山东人吃的大煎饼。
他已经在上海滞留了一个多月，而且已经找到了谋生的手段：每天早晨去大统路的立交桥下帮人推车，整个白天则是街道清洁工兼垃圾箱挑选员——在大街上和垃圾箱里拣易拉罐和矿泉水瓶。不好的时候，能混口饭吃；好的时候，还能有个3块2块的赢余。
河北老张不但年纪要比陈甘肃大，而且每天的收入也要比他好。在我们栖息的雨台下，每天晚上我们都盼望老张早点回来。因为他总能变魔术一样从怀里掏出一瓶名叫一滴香的酒，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油炸花生，一包涪陵榨菜什么的，有时甚至还能变出两根火腿来。
老张长得五大三粗，但这不妨碍他的法名叫妙慧。每当喝酒喝得高兴的时候，张妙慧都会掏出他那个小红本本，那是一个证明他是佛门俗家弟子的证件。
老张有很多证件，什么工作证、退伍证、锅炉工上岗证、计划生育证和先进生产者证以及一些五花八门的某种行业的结业证，应有尽有。张妙慧甚至还拥有一个印有冀（魔）字多少多少号的河北魔术协会会员的证书与一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个位于北京朝阳区的热门的吉他函授班的会员证。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张妙慧对我青睐有加。在我险遭谴送的那个夜晚，他的安慰话语和告诫说得最多，而且还从怀里掏出了他的宵夜——一个肉包子、一条吃了一半的鸡腿和一个仅剩下一口酒的酒瓶子——送给我压惊。
真是遗憾，直到我又重新从上海启程，我也不知道老张，也就是妙慧大师到底是依靠什么活得这么滋润的。但是我知道小云南是依靠什么来糊口的。
小云南肯定不会超过二十岁。他留着一个郭富城头，长得挺标致，每天早晨起来还到不远处的水龙头下蘸着水打摩丝，晚上睡觉盖的是一条崭新的毛巾被。
每天中午时分，在大统路的标志绿地的灌木丛里，都会看见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与小云南如影相随。当时已是五月，可那个人还戴着一条长围巾，中山装的左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走路的时候，腰挺得很直，向上屈起的左胳膊上看样子会永远地挂着那件灰色的旧风衣。
如此风度翩翩的他，只要一看见小云南，一瞬间就没了风度，成了一只看见了臭肉的苍蝇。
小云南饱的时候烦他，饿的时候想他。有时，在天目立交桥下的那一排排的座椅上，会看见两人躺在一起。一般时候是躺在能够晒到太阳的椅子上，身上盖着那件旧灰风衣，两人在底下捣捣鼓鼓的，象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浑然不理那个在他们旁边比比划划自言自语的疯子。
那个疯子不但没有攻击性的行为，也没有攻击性的语言，但他的语言极其丰富，而且具有明显的宏大叙事倾向。我曾经耐着性子仔细听过三次，一次说的是响应毛 号召到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锻炼去，一次说的是拥护英明领袖华 坚决打倒四人帮，还有一次说的是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基本上是依靠等待打发漫长的时光。除了必须的行动外，比如去淮海西路的邮局看看汇款来没来，其它的时候我都是保持一种最不消耗体力的姿势静静地待在那儿。比如躺在绿地的石凳上晒太阳，或者坐在天目立交桥下看小云南恋爱听疯子进行宏大叙事。
那时我虽然还谈不上处于崩溃状态，可是心里真的有些发毛。三天才能吃上一碗没啥油水的面条，放谁谁不毛？！于是我就安慰自己：我的人生状态当前正处于探底反弹期。
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开始反弹的那个转折点就是遇见了孙保安。
当时我准备把我的单车存到联合售票大楼的后院去，因为自行车现已经成了一个累赘。那个把守后院大门的保安把我喊住，听我解释完，二话没说，就把我领了进去。把自行车锁到车棚里，他又到员工餐厅为了打了一份饭，而且还把用来就餐的磁卡交给我：
“我们倒班，你到时候自己来吃就是。”
既爽快又善良。虽然口音是经常在春节晚会上出现的那个二流的蹩脚小品演员的惯常口音，可没有一点那个演员的龌龊劲。虽然我从来也没有拿着他的饭卡去打过饭吃，可心里有底了，底气又足了，那天去淮海西路等通知，还顺便附庸风雅地去了一趟上海图书馆。
8、我的五四青年节
为了纪念已有80余年历史的青年节，我在5月4日当天清晨的6点左右，去了大统路立交桥下的自行车道上帮小贩们推三轮车。从坡下推到坡上，近100米的距离人工费为1元钱。
在大统路茶叶市场后面的太阳路尽头的一条陋巷里，吃了一碗大碗面，花去了三分之二，然后又买了一包不带嘴的大前门，我就又两袖清风了。上班高峰期时我站在立交桥上看缓缓流动的自行车车流，看着看着，头便晕了。温暖的阳光打在脸上，清凉的晨风从背后吹来，也许是那碗有着两小块软软的油滋了的大碗面吃得太急的缘故，我好象很撑，撑得头都有些发晕，在立交桥上，我只有扶着栏杆才能站稳。
太阳真正暖起来的时候，我去了大统路的标志绿地。捡了几张旧的《新民晚报》，寻条石头凳坐下，看完这几张已经成为《旧民晚报》的《新民晚报》，把它铺到石凳上，枕着背囊，仰面躺着，暖暖的阳光打在闭着的眼皮上，眼前一片煦暖的红色。
这块名为标志性的绿地与闸北区人民政府隔道相望。此时的人已经不多了。人最多的时候是在清早晨练的时候，聚集着一大帮练法某功的人。那时的法某功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邪教组织，也就是说那时的李某志还只是一个小富即安的农民之类的人物，还没有什么政治野心。
为了不被上海警察凄惨地谴送到安徽蚌埠，我听从了大老张的指点：每天晚上21点多回到站前广场后面的联合售票大楼附近，找个挡风遮雨的地方休息；每天早晨一定要赶在警察过来巡逻的时候也就是6点之前出去转。
本来就吃不饱睡不醒休息不好，天刚蒙蒙亮又得去打游击，所以我一般都是在早晨5时30分左右把睡眠挪到那块绿地那儿补足。可那帮法某功分子严重干扰了我的休息。
这倒不是说他们练功时七吵八嚷，而是他们练功的音乐声很闹人。从绿地那头扯过来的电源线，接着一台20世纪80年代时髦的手提式录音机，声音闷闷的。而且不知是不是清晨有点冷的缘故，听上去有点阴森森的感觉,不知是什么音乐。
他们练功时的气氛也让人有点不舒服：乌压压地的几十号人站在那儿，闭着眼睛，随着音乐摇来摆去，动作一点也不统一，都不如我们老家那帮老太太扭迪斯科扭得整齐。
一看到那景象，特别是他们浑不把你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总让我能气急败坏地想到群魔乱舞这个词来。
午时一刻，从睡眠中醒来，躺在石凳上，风仍旧凉凉地吹过，多云的天空里太阳象个邻居似的偶尔出来露一下脸，浑身汗津津的，充满了潮意。不远处的石凳上，有从家里出来换气儿的老头老太，也有买菜回来顺便歇脚的家庭妇女，还有如我一样的流浪汉。
从前我一直认为我的想象力极其丰富，无比磅礴，然而，这种生活，这种情形的午间小憩，任我累死我的全部脑细胞也想象不出来，也不敢想象。先前总是奢谈谋生什么的话题，如今才知道这两个字的沉重与不可触摸的神圣。
唯一让我有点得意的是，这种经历肯定会在如果存在的将来丰富我与朋友们喝酒时的谈资。
午后三时三刻，我坐在淮海西路邮局的门前，守株待兔般地等着公告栏上贴出有我名字的汇款通知单。当时我的最大愿望是坐在家里的餐桌旁狠狠地吃上几大碗米饭，就着咸菜就行。现在馋的不是山珍海味珍馐佳肴，而是能够填饱肚子的狗日的粮食。
6天未洗的脸在邮局外面的水龙头下面洗了一遍，来来往往的绿衣邮递员象小鸟一样跨上单车就飞。虽然没有镜子，我仍然晓得，我一脸的菜色该是怎样的温柔。
“即使汇款来了你也没有办法取出来，因为我们这个邮局的地址上没有你这个人。”那个邮局工作人员斩钉截铁地说。可是，当我第一天踏进上海迷路后撞进这个邮局时，一个戴着眼镜、挺胖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可以，“你只要有身份证件就行。”
这个坏消息一直伴我度过了整个不眠而又平淡无奇的五四之夜。
9、再见吧，谁的上海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把钱邮到我这儿来吧。”那个保安恩人闻知我的困难后很诚肯地说。信不过你我还能信任谁呢？那时我愁苦到了极点。当他又给我打来饭时，我眼前的景象都有点模糊了。
吃完饭，他给了我20元钱和一个写有他详细地址的卡片。我好象连谢都忘了谢，便跑到电话亭去打电话。
打完电话，心里还是不太有底，可也只能就这么忐忑不安地等着。想再去趟浦东，又不太想去，一方面是怕开销，另一方面也不太想去，那儿和整个中国大地一样，也是一个机器轰鸣、尘砂飞扬的大工地。
我是在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去的浦东。那时兜里还剩下5块钱，骑着单车走到一个渡口，把单车存上，买了票坐船过了黄浦江，徒步游了一圈浦东。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还不太有形的陆家嘴金融区。街要多宽有多宽，可能是地方太大的缘故吧，与广州相比总觉得人气不够旺。正在施工，风还挺大，眼睛总迷。
在街头吃了一个最便宜的快餐后，害得我连水也没敢买瓶喝，怕没有回去的船票。
要不我说上海这地方到处都有点邪门呢，坐船回江那岸竟然不要票！
站在外滩上，凭栏能够看到黄浦江，回头则是那种很有味道的洋建筑，这与许文强们当年奋斗搏杀时的上海滩能有多大的变化呢？有谁知道？
是的，先哲早就说过，运气来了没准哪块云彩有雨。7号的拂晓时刻，我们流浪汉们尚在梦中，便过来一男一女。两人的神色很苦，就象刚下了火车让人掏了包一样的苦。特别是那个女的，眉头皱到了一块，从而使得两根眉毛的中间地带，象是凝固了黄浦江面的涟漪一样。我睡在最外边，所以她便最先把我拨拉起来，然后莫明其妙地仔细端详了我好一会儿，递给我一个10元人民币卷成的纸筒。那时我还没有太醒，懵懂着接过来，她便又开始拨拉下一个。
在整个雨台下一共能睡了15、6个流浪汉，每个人全部发了10元钱。还没等大家愣过神来，那两个人已经走了。
缓过神来，大家开始猜测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作为佛门的俗家弟子，张妙慧又开始表现出一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嘴脸来：“你们不知道吧，人家是行善。这是家里有人犯了邪病，找明白人看了，要散财免灾。”
这也许是一个最为贴切的解释吧，我们大家都故作恍然大悟状以示明白。
10元钱对于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省着点花，足够3天的饭伙。很遗憾，这10元钱还没过夜就被我们花了了。
那天晚上，我们大家倡议，喝一顿酒，聚一次餐。8个人，花了40多元，买了许多荤食，还有酒。我们用两只酒瓶子推杯问盏，大家轮流着喝，一人一口。虽然是在一个露天的餐厅，但是其气氛的热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在一个豪华酒店。
喝到高潮处，我们都从兜里掏出一个小通讯本，互相留了地址。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留了地址又什么用呢，有今天没明天的，别说联系了，就是互相能够想念一下也是奢侈的了。
“我怎么总觉得这么不吉利呢，这情景好象我们是要永别似的。”我妈早就说过我长着一个乌鸦嘴，果不其然。没过5分钟，得意忘形的我们便被对面110报警服务亭的警察们包围了，一窝端掉。
那天晚上，迎宾楼的雨台下凄凉极了。只有我和老张两个。我是因为那个保安的缘故，没有抓我；老张呢，真不辜负他有那么多证件和一大把的年岁，否则要不怎么说人老心眼多家有一宝如有一老呢：原来老张每天傍晚左右都要到出站口处捡两张别人扔掉的当日废票。一让警察抓住，他就拿出票说自己是刚下火车的旅客，屡试不爽。
第二天老张早早就走了，说是去城隍庙搞点钱花。8天里认识的人都不见了。我背着背囊，去大统路过街天桥下的那个上坡那儿等了一大早晨才推了三车货，挣了三块钱。去老地方吃了碗份量足足的大碗面后，来到绿地里。那些转法轮的家伙已经散了，还剩下几个抻胳膊劈腿练武的。有个穿一身标准练功服的中年人正教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练习一个学名叫腾空外摆莲的飞腿动作，有一个老太太手握一把长剑正自我陶醉在一片别人看不见的剑意里。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坐在一只小船上飘洋过海。腿伸在船舷外面，有一个东西猛拽我的腿，我拼命往回拽。僵持的工夫，我被拽醒了。一个小子已经脱下了我的一支鞋，正在解另一支鞋带。
看我醒来，他站起身，若无其事地甩甩手，走了。搞得我很是内疚，仿佛自己搅了别人的美梦一样。穿上别人为我脱下的鞋，一股便意油然而生。
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次有了大便的想法。用早晨收入的6分之一去了站前公厕，抱着背囊，如完厕，浑身一身轻松。走出厕所，联合售票大楼的那个保安正在四处找我——汇款到啦！
取出汇款，还那个保安20元钱，可他说啥也不要，我便去买了一条牡丹香烟送给他，他推辞半天，也只收下了一盒。回到车站，我所认识的那些流浪汉仍然个个不见踪影，倒是小云南的那个50多岁的恋人正在四处咂摸，看见我犹如看见了救世主一样，问我小云南去了哪里。
“谴送啦！昨晚被人抓走的，我都看见被押上火车啦！”我凭借自己的合理想象给了他一个打击。
那个每天从雨台下经过的瞽目加下肢残疾的要饭老头仍旧如往常一样，采取一个蹲着的姿势，拖着一个破行李卷，右手拿着那根磨得油光锃亮的木棍叮叮当当地敲着水泥路面，左手拄着个小木板凳，在地上以中速进行曲的速度和节奏缓缓挪行。
我喊住他，以阔起来了的阿Q的身份和心情把买香烟剩下的零钱都给了他，然后托他把那9盒牡丹香烟在今天晚上送给陈甘肃河北老张他们，
“要是他们都没回来，你就自己抽吧。”
“我不抽烟。”他那两支瞽目向上一翻一翻的，好象在盘算什么似的。
“那你就卖了吧。”
“别人会骗我的。”
“那你就把它们送给今晚在这里住的人。”
跟我走吧，不等天黑就出发，恶梦已经结束……篡改了一下《快乐老家》的歌词，我终于又上路了，那股子的49年的感觉甭提该有多美好了。
10、跨过长江别江南
在整个中国东部海岸线上，最适合骑自行车的省份当属江苏了。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公路，平坦，笔直，没什么山路，小镇，小村，一个挨着一个。
不过，路太平也不太好。一条笔直的路，骑着单车走上去，总给人一种遥无尽头的感觉。在比蜗牛爬行的速度快不了多少的单车上放眼望去，绿油油的庄稼，遥远的民房，路在两边树木的夹击下变成了最后的一个点。而这个点，给人的感觉是永远也接近不了它，除非在某一个拐弯的地方等它自动消失。那时我在车上只能一面麻木地蹬着车蹬子，一面开始观察路旁的公路里程碑与电线杆子之间存在的关系。
那是一种可以换算的关系。基本上，每20根电线杆后出现一个公路里程碑。也就是说，每根电线杆之间的距离基本上是50米。
走在这样的路段上，我特别渴望自己的整个行程要是能有个F.F快进键该有多好。当然，也有想拥有个REW回放键的时候。
第一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过长江的时候。因为过了长江，就算到了北方。而江南，这辈子什么时候还能再来呢？
在连云港的一个渡江码头坐的轮渡。上船时，那个卖票的显然是吃饱了撑的，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据实相告。
“回家？！你有没有搞错？”我就怕遇见这样的家伙，他们不但一个个好奇无比，而且个个都能言善辩。你如果想向他们解释清楚，不但是做梦，而且很容易被他们用言语打击得抬不起头，使自己都开始怀疑起自己这样做的意义来。
“有人给你钱吧？没有？那你一路的花销怎么办？自己出？”他一脸的不相信逐渐被一脸的鄙夷所代替。
有一个看上去好象万事通模样的人以一个导师不容置疑的口吻问我：“是什么主题？”
看着我纳闷的样子，他又改成诱导的口气：“比如帮助企业宣传，或者是申奥助残全民健身什么的。”
我的回答当然让他一脸的遗憾，“现在也不晚，你可以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我国大使馆。那样你别说坐船，就是坐飞机也是免票的。”
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怪不得当时在连云港市区街头的公告栏里看见了一些愤怒的群众留言。其中有一句我仍记忆犹新：
美国人的游戏规则就是打你一顿再倒个歉，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规则！
5月8日清晨，想来那天我是在上海与江苏的交界处，正是我在上海脱困起程的第二天。
由于我没能及时地以抗议北约的罪恶行径为主题，所以我只能花了八元钱买了一张轮渡票过江。
作为母亲河，我这种走马观花的看几眼实在很难得出一个好的评语来。基本上说来，长江给我的印象也就是水混江宽。轮渡慢吞吞地在江面上行驶，往前看还是往后看，除了突兀的大烟囱之外，连地平线都没有。
我真的很想掬一捧长江水，可是甲板太高，还有船舷挡着，只能作罢。我与长江唯一的一次亲密接触是在南通的码头随着大车小辆、摩的司机和挑着两筐鸡雏的小贩们上岸时，由于走得手忙脚乱，在跳板边上被泛上来的江水打湿了鞋，害得当晚落宿时我的脚很臭。
过了长江，来不及回味，便到了南通。江北与江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在心里那开始滋生出留恋的情绪了。那种顽固的思念——对广义上的江南的留恋与思念——在心底油然而生，愈向北，这种情绪愈强烈，愈发地不可救药。
这也许是近乡情怯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吧。
11、飘洋过海奔家乡
将进山东，就在离李逵杀虎的沂水不远处，在一个名叫水漫桥的地方又堵起了车。不过这回不是车祸，是路况不好造成的。
那条路用句时髦的话讲，肯定也是豆腐渣工程。水泥的路面整块整块地塌陷，裂开，又赶上刚下完雨，自行车别说骑了，推都没法推。
不过路边的麦田倒是一片好景色。漫无边际地让人看不见尽头。那一刻我真是一万分地同情起农民兄弟来——这要是用镰刀割，那得从秋天割到春天。海也许就是这样的景象吧。
还好，不远，在不远处我就看见了我闻名已久的海。在那条国道上，我不经意间一抬头就看见了它。开始我以为是天，可它与天有个明显的分界；但是它又在陆地的上面。后来在风中闻到浓浓的腥味，我才想起来那应该是海。果然是海。
与国道垂直有一条土道，那一刻，我想必是带着我毕生的向往冲向了那个大咸水泡子。
目视来看，不远。但是眼睛真的在有些时候很愿意与他的主人开玩笑。我骑着单车，哼着“大海啊大海那是谁的故乡”这首曲子，兴致勃勃地冲了过去。
先经过一片荒地，然后是一片被纵横交错的土塄分割开来的水域，看样子是圈海养殖。原来看见的那个高高在上的海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堵高高的堤坝。
在这条海边小路旁，有一些人正忙碌着。挖土，装土，卸土，修渠，大家干得不太欢，倒是一个一个被分割开来的池子之间的水互相之间交流得挺欢。整个看上去，象极了还没有插上秧的稻田。
爬上堤坝，堤坝的那一面很远才是海，近的地方是沼泽地。
海就在眼前了，可是却只可远观不可亵玩也。海风很硬，只让它吹了10分钟我就再没了看海的心情。
后来，与海真正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烟台乘华鲁号过渤海湾。
烟台是个好地方，谁要说那里不好，我跟他急。因为那个地方不但有海，有不高的山，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葡萄酒厂。
到了烟台，我的自行车内胎第一次爆破了。我的补胎工具也第一次有了用场。在市郊补完胎，去市里吃了顿饭。吃饭的时候，说起了坐船的事儿，老板娘便打电话约来了一个面相很苦的女人。
这个女人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面相第二苦的女人。面相第一苦的那个女人是粤北山区人。
那是我上路的第一天傍晚，落宿在流溪河旅游区的一个私人旅馆里。她是那的杂工。掌管着所有客房的钥匙，而且还负责烧开水。那天她给我打开房门后，就去了隔壁的她的工作间，一会儿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电视遥控器，为我打开了电视后又走了，把遥控器也拿走了。
那时我正在洗手间洗头。洗完头回到房间，嚯！电视屏幕上正翻滚着两具一雌一雄的臭皮囊，赤身裸体的，而且还伴有音乐。我还没醒过来神，就有那种小姐来与我搭讪。
在门口，远远地能看到走廊那头，那个面相第一苦的女人正在那儿拖着地，是闷着头拖的。
小姐摸清了我的底细后，以一种明珠险些投了暗的表情把背影留给了我，踩着那种学夹生了的猫步走了。那紧紧包在0.5尺布做的特级超短的小裙子里的臀部以左右摆幅达20cm的幅度摆着，发泄着她的无比失望。
没记住小姐的花容月貌，倒是记住了那个面相第一苦的女人。比祥林嫂还要苦上三分。而这个面相第二苦的女人则要比祥林嫂的苦略逊三分。
她是一个码头的准下岗女工。其工资的来源主要是拉客。此拉客非彼拉客。此拉客是指卖船票，卖出一张船票按比例提成。
面相第二苦的女人把我领到了码头，在候船室里买了票，她也就完成了使命，便又向别人去表现她的苦相去了。而我则坐在候船室里，苦苦地等待着21点的船。
最便宜的散席票，不过付上10元钱就可以拥有一条可以把脚后跟、屁股、后背以及后脑勺同时放到一个水平面上的长条椅子。思想斗争了半天，加了10元钱，刚躺下，粗鲁不堪的东北话便开始回荡在耳边。
原来在我想家的时候，东北话是我寄托乡愁的重要载体，我一直误以为东北话是既标准又动听而且清脆的了。事实却恰恰相反。东北话最主要的毛病就是缺乏严谨性，那种随意和现在流行的休闲没有一点意境相通的地方，连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姑表亲都算不上。如果山东话给人一种垮不啦叽的感觉，那么东北话则带有一种土啦卡垃味。
一种垮不啦叽的语言和一种土啦卡垃味的语言吵起来没有一点儿美感。而且这两种语言的缔造与拥有者还同时拥有着象火药一样一点就着的火爆性格——一粗壮的辽东大汉险些与一个同样拥有一个可以吓昏南方人的体格的胶东大汉动起手来。这还能有什么夜航的好景色和好心情呢。
大家象猪一样被圈在一个密不透风的舱里。在黎明时分，我被一只距离我头仅有3厘米距离的雌性臭脚丫子熏醒，去甲板上透气，才看清了自己的处境——象极了一只趴在树叶上的蚂蚁在一个晃来晃去的大浴缸里飘来荡去。
漂洋过海来看你。我在底舱里一边随着那些大货车往外骑车，一边想起了这句肉麻的歌词。
12、离家三百里
顺着201国道向北走，过了一个名叫拐磨子的桓仁满族自治县朝鲜族镇，再爬上一个不太长的岭，便看见一个门框式的、极具20世纪70年代色彩的标语牌。横批两行字：欢迎再来辽宁，祝您一路平安；另一行字是“201国道进入吉林省”，两边的上下联分别是“共创辽吉文□□，繁荣经济齐腾□”，□为已经缺失的字。整个框架给人一种如同“我的家乡在东北松花江上”那歌那般饱经沧桑的感觉。
一过虎马岭两省分界线，吉林，一个穷省的面目便暴露出来。虽然201国道辽宁段是坑坑洼洼的柏油路，可一进吉林，201国道便成了泥泞的土路。整条路段全是那种岭路，刚下完雨，泥泞夹在车轮与瓦盖之间，根本骑不动。如果说江西境内的323国道是国将不国，那么这里的路只能说是国尚未国了。
进了吉林，最大的感受是穷，落后。这种感受突出表现为两点，一点是路边的闲人多了，三五成群，聚在路边闲聊，看见路过的车、人，非常懂得礼节地大行注目礼；另一点则是路边的小卖店里开始卖那种用食用香精、糖精勾兑的充有二氧化碳的两毛五一瓶的汽水了。
不过任你再穷，也穷不到邮局，这点应该是所有走过路的人的共识。不论是广东还是江西，是浙江还是吉林，是城市还是小镇，邮局的硬件建设肯定是走在了前列。特别是在那些落后的小镇，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一路上为了盖邮戳，我打听得最多的地方就是邮局。在城市里用不着打听，骑着单车走上个5分钟10分钟的，准保就会看见一个邮局。而在一些偏僻的小镇，一打听，行人就会告诉你：“往那边一走，最好的那座建筑物就是。”
后来在一些小镇，我根本不打听邮局的位置了。因为它不但大都在交通要道上，而且全都是在当地鹤立鸡群的建筑物，外墙大都贴了马赛克或者是高级外墙瓷砖之类的东西，还有很大的铜字：中国邮政或者邮电局。
在穷省吉林也不例外。如果把这钱用在修路上该有多好。
在吉林只走了一段等级不错的好路，那就是通化县城到白山市（浑江为什么要改名呢？）的江源县城。不过过了的江源县城，便开始进入那种年久失修的窄窄的柏油路了，整条路况象极了我童年时的膝盖，伤痕累累。
如果都是这种路，对骑单车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要命的是这条路正在重建，那种鸡蛋大小的碎石遍布整条路面。单车骑在上面，哒哒哒哒哒，双手就象触电了一样保持匀速震动。
望草饿死鹿，望水渴死蟒，我终于真切地体味到了这句长白山地区用来形容山路漫长陡峭的谚语的意味了：在湾沟镇后面的那条岭上，透过初垂的夜幕，我稀依地看见灯光。当时已是19点了，饥寒交迫的我喜出望外，顺坡飞奔而下。每次即将拐弯的时候，那种即将到了的感觉都让我准备长舒一口气，可谁想每一次拐弯都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弯，看上去，前面的灯光好象离你越来越远了。这里春天的脚步显然要比别的地方慢上几拍，都有5月中旬了，还春寒料峭着呢。
赶了近两个小时的夜路，晚上九点了才进入湾沟镇。一进小镇，首先是亮着昏暗的灯光的小煤窑，借着灯光，才看清这哪里是路了，倒象是刚刚遭到北约的野蛮轰炸，一个大坑连着一个大坑。小镇要多破败有多破败。九点的时候街上已经基本上没了灯光。宿费倒便宜，才5元一夜。
湾沟在我的心目中曾经是一个挺让我向往的地方，我有许多朋友的童年都是在那儿度过的，他们在上中学的时候经常回味那里的一草一木，而且地方的名字很好听，比如仙人桥仙人洞，几道花园什么的。特别是在这里的林业改革成果上了中央大报后，更是增加了我对这里的神秘感。真正看到了才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
还剩下不到三百里路了，我竟然又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了。那天半夜，被查夜的警察骚扰了一通。当时我已经钻到被窝里去了，只穿了一个内裤。警察敲开门，要我的身份证，一看，断然否认那照片上的人是我，后来仔细端详才确认了。
警察走后，我象猛然间想起了什么似的，跑到那个印有韶山冲和万丈阳光、并写有已经成了斑斑红迹的“奖给先进单位”字样、落款年代已经严重模糊的镜子前，仔细一照，我吃了一惊，不但警察觉得我与身份证照片上的人不是一个人，就连我自己也觉得肯定不是一个人，原来我是肥头大耳的模样，可现在，说是非洲跑来的难民别人也会相信。
在镜子前，我穿着三角裤衩顾影自怜了一番后，看着那个如吉林经济状况般瘦骨嶙峋的肉体苦笑不已，这也许也算是一个意外收获吧，减肥居然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
临上床前，不经意间想起了一句古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八千里，不止吧。
13、曾经有一段短暂的路延伸在我的脚下
记得我在广州出发的时候，天气已经热得如同北方老家的夏天一样。然而，愈往北走，天气愈凉。在途中，我便与春天撞了个满怀，从此开始与春天一路同行。
等到我终于回到了那个已经生活了20多年的长白山脚下那个北方小镇的时候，迎接我的不但有家的温暖，还有一件毛衣。而且，临近六一儿童节，枝头刚有一点绿意的时候，仿佛为了补偿我离乡数年的损失，又飘起了雪花。
1999年，我度过了一个无比漫长的春天--从追逐春天到把春天甩在身后，到我又被春天追上--实践证明，我的脚步要比春天的脚步快上3天左右。
为了证明我的脚步要比春天快上3天左右，这是这次远足最好的理由。
……曾经有一段短暂的路延伸在我的脚下，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走完了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生活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走一次，我会对那条路说：'我爱你'。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和一段距离，我希望是--一天或一生，一步或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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